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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吴敬琏致敬经济学先贤:独立精神 共三光而永光

发布时间:2019-06-20 点击数:

  香港正版1期挂牌彩图,新浪财经讯 5月18日,89岁的吴敬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上发表了讲话,题目为:学习经济所先贤榜样,努力攀登经济科学高峰。

  经济所建所90周年,值得铭记的人和事非常多。吴敬琏回忆了陶孟和、孙冶方、顾准、章有义、经君健等经济学家,称经济所有许多值得学习的思想旗帜和学习榜样,还有许多为了推动国家的进步竭尽心力的知识人。

  吴敬琏也说,我们当然要研究、学习他们的学问,从他们的学术成果中吸取营养,但是主要还是要学习先贤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和认真探索去发现真理、为人民做出贡献的精神。正如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伟大人物在道德人格上对人类的贡献,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他表示,先贤们的观点并不全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上也会存在分歧,然而他们全心全意为科学进步、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的心志却是毫无二致的。

  最后, 吴敬琏引用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上的一段话作为讲话的结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吴敬琏:非常感谢经济所诸位领导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盛典。回想我在经济所工作30年的经历,可以说是感慨万千。值此经济所90周年华诞之际,我最想说的话,就是学习经济所前辈们的榜样,在经济学发展的大道上努力攀登。

  经济所号称“天下第一所”,但我们所其实并不是一个规模很大的所。1954年我到经济所的时候,全所人员一共只有40人。那么,它的宝贵之处在什么地方呢?我想不在于规模,甚至也不在于那些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在于这个研究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所时起,就汇集了一大批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这批人在追求真理、追求人类福祉这样一个动力的推动之下呕心沥血,孜孜以求,去研究中国的、世界的经济问题,希望能够有所贡献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

  前些年,一位著名的思想家王元化先生曾经一再跟我谈起,应该写经济研究所的所史。他心目中的所史,主要不是聚焦于我们所的研究成果,而是经济所这批知识人的精神世界。他甚至热情地鼓励一些作家去研究经济所这批人的思想演变历史、他们的际遇和坎坷。很可惜,这些作家都觉得,要写作这批优秀知识分子的思想史,自己的学问乃至于文字表达能力都还够不上,最后只好作罢。

  在纪念建所90周年的准备过程中,经济所的同仁做了很好的工作,所史的编写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读了所史的初稿和后来的简史,才发现我对所史其实所知甚少。如果说王元化先生所熟悉的,是193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我所熟悉的就更晚一些了。我到经济所的时候,刚刚由新的领导班子取代了原来的领导人。所以,我对所史讲到的前面20多年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我在读所史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说,我们所的创始人、主持了我们所26年工作的陶孟和先生,我就没见过。1954年我大学毕业时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但是我被扣留在院部干部教育处当社会发展史的学习辅导员,后来所里派了黄载尧把我换回来。很惭愧,在这次读所史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我在院部工作两个月时间里待的文津街3号办公楼,还是陶孟和先生主持社会调查所时修建的,也就是后来中国科学院院部办公楼。在刚才放过的所史短片里也可以看到这幢办公楼。

  对于陶孟和先生的事迹,我也是看了一些讲述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十年荣辱起伏的文章,特别是巫宝三先生写的纪念陶孟和先生的文章才知道的。真是了不起!比如,在抗日战争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社会科学研究所从1939年就开始研究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作为胜利以后向侵略者索赔的根据,并在1946年出版成书。虽然这些成果由于政府决定放弃索赔而没有用上,但是这项研究开了用科学的方法来计算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损害的先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巫宝三先生的纪念文章里面,还讲到了解放以后陶孟和先生对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特别表现出陶先生有科学勇气的事情,是在1957年错误批判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把社会学、现代经济学说成是“伪科学”的时候,陶孟和先生仗义执言,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在我们经济所的历史中,值得铭记的人和事是非常之多的。像孙冶方所长、顾准研究员的事迹我们知道得比较多。其实还有许多人们不太注意的科学家、经济学家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去发掘、去学习。我现在只想讲一位,这就是经济史组的章有义先生。在第一次看所史网站的时候看到过有他的专题,今天好像没有看到这个专题。我跟他的接触是从进所以后不久开始的。他的学问做得非常扎实,在经济史界也是有名的。当时在于光远同志的指导之下,团支部定期组织一种业余的沙龙式的讨论会。有一次,我们请了章有义先生来介绍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像我们这些在解放以后读经济学的人,对这场论战的理解都是非常简单表面的,以为就是两个政治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章有义先生对这场论战中各个学派的论点和论据做了客观介绍和分析,我们都觉得很受启发。可是没有想到,他却因此大祸临头。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一位很有权势的人指责章有义向青年人传播托派的反革命观点,于是就成了肃反的重点对象。虽然章先生在肃反中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然而到了1957年,他还是在劫难逃。他被剥夺了副研究员的职称和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平反。他本来身体就很不好,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拖着一个非常衰弱的、不断要进医院的、靠吃药维持的病体奋力地进行研究。他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几年当中,写了130万字的著作,成为中国现代农业史的一位著作等身的名家。正像上海学术杂志上一篇章先生传略所说,“在章有义先生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我国优秀知识分子那种对事业鞠躬尽瘁、不惜一切的精神”。

  最后,我还想讲讲1959年经济研究所昌黎“试验田”上送“食堂问题报告”事件。这份报告的主要执笔人经君健是跟我同一年进所的。从经君健后来的研究可以看到,他的历史研究是做得非常周密细致的。他们在农村的深入调查中发现,在粮食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强制社员在食堂吃饭对于维持他们的生命多有妨碍,社员普遍对此啧有烦言。因此,他们写出报告,建议放宽政策,让人们有可能自愿选择。这份报告引起了当时领导人的震怒,虽然领导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是自己判断错了,但经济所好几位相关研究人员却因此戴上了好几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大家可以想想,在那个年代,为农民发声写出这样的报告,除了调查研究的功底,还要有多么大的道德勇气。

  因此,我想说,孙冶方和顾准无疑是我们的思想旗帜和学习榜样,但是,除了孙冶方、顾准这样的领袖人物,经济所还有许多为了推动国家的进步竭尽心力的知识人。他们的思想和事迹,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和认真学习。

  经济所的许多先贤都是大学问家,我们当然要研究、学习他们的学问,从他们的学术成果中吸取营养,但是我认为,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的时候说得非常有道理,就是“伟大人物在道德人格上对人类的贡献,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主要还是要学习先贤们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和认真探索去发现真理、为人民做出贡献的精神。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先贤们的观点并不全都是无可挑剔的,他们之间在学术观点上也会存在分歧,例如孙冶方讲的价值规律和顾准讲的价值规律就不是同一件事情。然而他们全心全意为科学进步、为人民利益努力奋斗的心志却是毫无二致的。所以,我想引用陈寅恪在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铭上的一段话作为我今天讲话的结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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